行政法视野中的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

　　另外一方面，电动车管制政策选择也并不只是涉及利益分配，其中还包含许多专业问题。比如城市交通问题、环保问题、能源问题等，因此，在参与程序设计中，还应当注意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包括行政官员、研究人士等介入，以利于作出政策选择过程中充分掌握资讯和信息。
　　四、结语：探讨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关系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影响
　　最后有必要点明的是，乍看之下，对于政府规制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似乎更多地属于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学的范畴，而与传统意义上关注规范和司法审查的行政法学无涉。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不但是行政法学界之外在“质疑”我们，就算行政法学界的“业内人士”也在不断地“考问”自己。我们认为，在现代行政法承载权利救济和公共福祉的两大制度功能之下，行政法学应当作出自己的研究转型，即从传统的关注“法律和程序”转向既关注司法审查又关注行政过程，关注实体政策的形成。当然，在民营经济的政府规制研究中，需要经济学家和公共管理专家对管制项目和规制形式选择进行具备充分“技术含量”的设计，但同样不可或缺的是行政法学者对此所作的规范性努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外新兴的“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法政策学的视野里，新一代行政法学者既应注重其传统强项——规范分析，又应当关注社会实证层面——规制政策的实体层面，在规范与社会实证之间“撕扯”。(25) 
 
 
注释:
①“Regulation”一词在国内既有翻译成“规制”，亦有翻译成“管制”或者“监管”；本文在大部分场合采用“规制”的译法，但也于部分场合使用“管制”译法，两者在涵盖的意义上并无区分，只是为用词的方便或“屈服”于某种约定俗成，例如“管制国家”，通常习惯不译为“规制国家”。

  　　②徐梅：《日本的规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 25页。
  　　③参见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民营经济与行政法治”调研报告》。
  　　④参见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一）——行政行为形式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模式》，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39页。
  　　⑤参见朱新力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⑥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⑦Jason Payne-James.Peter Dean, and Ian Wall: Medicolegal Essentials in Healthcare, lst edition,135(1996).
  　　⑧参见Anthony Ogus, 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 Clarendon Press, 235-236(1994).
  　　⑨参见《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 [2002]272号）。
  　　⑩参见黄锦堂：《台湾地区环境法之研究》，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6页。
  　　(11)参见《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及其他相关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03]192号）

  　　(12)参见宋国君：《排污权交易》，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10页；吴明陵：《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之研究》，载《黄宗乐教授六秩祝贺——公法学篇（二）》，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13)阿克洛夫因为研究“非对称信息市场”的开创性贡献，荣获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

  　　(14)参见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环境执法原理》，王曦、王夙理、李广兵、柯坚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 20页。
  　　(15)何祚庥：《解决中国交通问题需要有新思维》，载《科技导报》2002年第8期；顾海兵：《十三亿人口的能源经济学分析》，载《光明日报》，2004年9月1日。
  　　(16)《关于福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有关情况的通报——福州市新闻发言人新闻通稿》。
  　　(17)而汽车用蓄电池倒是至少占50%以上。参见何茂彬：《电动自行车会造成铅污染吗？——铅污染来自何处》

  　　(18)事实上，该种管制手段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见Cass R. Sunstein. 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1990), at 32-45.
  　　(19)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目前每个电动车蓄电池的回收价格约是15元，而电动自行车的一般用户都是工薪阶层，不会扔掉这15元。因此，1:1回收计划的执行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

  　　(20)该观点来自周汉华教授的总结，参见徐友龙：《电动自行车遭遇封杀令》，载《观察与思考》1002年第9期。
  　　(21)参见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民营经济与行政法治”调研报告》。

  　　(22)同注②，第17页。关于管制俘获，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一书中有更深入的阐述。
  　　(23)在美国，为确保行政权运作的正当性，行政法上经历了传送带模型、专家模型以及参与模型、尊严模型。参与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将行政决定的决策理性从实体问题的精确，转移到相关利害关系人于行政决定程序的公平参与上，希望透过参与所获得的程序理性来结合专业与民意，从而使得行政决定取得正当化基础。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 5页以下。

  　　(24)美国学者认为，多元参与模式的逻辑，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适当考虑每一个竞争的利益，而“适当考虑的要求”被严格解释为保护在组织上相对较弱的利益，目的在于抗衡已知的行政机关偏爱有组织的受保护利益或受管制利益的倾向。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3页以下。
  　　(25)参见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